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！面对病毒，你需要这么做！

新型冠状病毒肺炎，属于中医“温病”中“温疫”的范畴，即有强烈传染性和流行性、起病突然、传变迅速、病情严重的一类外感热病。今天我们来讲中医对这个病的看法。

中医学对疫病的认识由来已久。疫病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和流行性，故历代医家对于疫病病因学的问题一直积极探索，进而据此认识和把握疫病发生规律，制定有效的防治对策。

《黄帝内经》提出了五运六气异常致疫理论：“气候时令有未至而至、至而未至的太过和不及。”自然界气候出现异常变化，某气太过或被郁均不能发挥正常政令，从而导致人体发生相应的疾病。2003年的SARS以及2009年的甲型H1N1型流感流行时的五运六气条件均符合《黄帝内经》中郁气待时暴发，后三年化疫理论。2003年SARS发生之后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设立“运用五运六气理论预测疾病流行的研究”课题。

到了东汉，张仲景在《伤寒杂病论》中记载了疫病传播的季节：“从春分以后，至秋分节前，天有暴寒者，皆为时行寒疫也。”在这段话中，指出了时行瘟疫的流行原因是由于：在应该变暖的春天出现寒冷的气候，在大热的暑天反而天气凉爽，在秋高气爽的季节却汗流浃背，在三九寒冬感受到了小阳春的温暖。比如2019年小寒当天，上海气温一度高达20摄氏度。

这些例子提醒我们：气候反常，疫病蠢蠢欲动。

明末清初，出现了一位伟大中医，中国传染病第一人——吴又可。他的伟大之处在于，认为瘟疫之因，为无形之“戾气”，从口鼻侵入人体，疫毒有多种，各有“特适”性和“偏中”性，即不同病原体具有侵犯一定脏器的特异性，人或动物对某种病毒也具有不同感受性。1644年吴又可的《温疫论》出版了，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急性传染病的医学书籍。他在书中把戾气侵入途径分为“自天受”(空气传染)和“传染受”(接触传染)，既可形成流行之疫，也可出现散发之疫。

在古代中医学文献中，描述疫病常和“邪毒”俩字一起出现。“邪毒”有多重含义：邪毒之名是强调其外感热病病因的毒力和危害程度；同时也包含着区别一般外感热病和急性传染病病因之意。病邪亢盛，病情深重，病势多变。

百毒不侵，只能提高自身战斗力。

提升战斗力方法可以大致分为加强装备和加紧训练两大类。

加强装备，也就是防护措施，包括开窗通风，不去公共场所溜达，把自己洗洗干净，带上防护性的口罩，乃至提前打疫苗等等。

加紧训练，这就关系到因人而异了。老人儿童和身体虚弱者，是最易感人群。这部分人的抵抗力不足。用兵一时，先要养兵千日，这个道理很朴实。如今兵临城下，箭在弦上，请问中医宝库里面有没有一件铠甲可以抵挡一阵的？

有！又没有！

有。比如玉屏风散：玉屏风散出自元代朱丹溪的《丹溪心法》，由黄芪、白术、防风三味药组成，是益气固表的代表方。主治肺脾气虚，表卫不固证。

卫气，可以比作城兵，人体城兵的数量多寡，质量优劣，取决于脾胃之气的强弱。肺与免疫主要体现在卫气温养脏腑肌表皮毛，调节汗孔开合，就像巡逻的城兵抵御外邪。

从这个角度说，玉屏风散的确具有战袍的作用，可以御敌。

玉屏风散调节脾胃，增加免疫。我们在临床各科都能看到玉屏风散的身影，用它加减治疗有关免疫功能紊乱疾病效果显著。但是单用玉屏风散有局限性，不仅需要结合疾病辨证论治，有时也需要联合用药，才能使其发挥最大作用。

之前的SARS、甲流期间，有全民喝板蓝根的事情，有莲花清瘟口服液卖断货的情形，还有川贝枇杷膏在美国成为神药霸占亚马逊销售榜单。这些不是把中医中药神化，而是不分病因，不讲辨证，妖魔化中医中药。中医中药不是网红，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整体辨证。疗效容不得虚假，生命不需要炒作。

这段话想表达的是：没有百分之百的金刚不破铠甲！

再来说个事。

建安二十二年，发生了一件重创中国文学史的事件。

“建安”是东汉末年献帝刘协的一个年号。东汉末，董卓乱后，军阀割据，群雄争霸。曹操占据邺城后，许多文士在饱经战乱之苦后，如百川赴海，相继归附到曹氏周围。

这个文人集团，以“三曹”为领袖，以“七子”为代表。七子，又被称为建安七子，他们是：孔融、王粲、阮瑀、徐干、陈琳、应玚、刘桢。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，建起了中国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时期。“俊才云蒸，作家辈出”，各种文体得到发展，毫不夸张的说，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。

他们写征战之苦，述社会之乱，相互批评、磋商，共同提高写作水平，发展并繁荣了建安文学，给后人留下了“建安风骨”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建安七子中，孔融被杀于建安十三年（公元208），阮瑀病逝于建安十七年（公元212）。剩下的五人，依然和“三曹”在文学上积极互动，佳作频出。

然而，建安二十二年，五人全死了。

这五人去世的原因是：同一场瘟疫。

这场瘟疫在河南安徽一带吞噬了大批生命。曹操前线“兵士大疫”，下连队“巡视”的司马朗也染疫身亡。就连鲁肃也死于那年，猜测他也许在军中染上了瘟疫也未可知。

这件事告诉我们：生病主动隔离，带病不入人群！